查苏里奇的理论贡献，及对中国的启示，最好能有一篇关于她的论文！
查苏利奇（Вера Ивановна Засулич，1849—1919） 俄国
早期社会主义运动女活动家，孟什维克首领之一。生
于封建小贵族家庭。1869年加入民粹派，是“土地和自由
社”成员。曾被捕坐牢2年和3次流亡国外。80年代初与
民粹派决裂并转向马克思主义。1883—1884年，参加创建
“劳动解放社”，是该社最活跃成员之一。曾把马克思和恩
格斯的许多重要著作译成俄文，对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
传播起了推动作用。1900年后，参加《火星报》和《曙光》杂
志编辑部工作。1903年后成为孟什维克首领之一。1905
年返回俄国，斯托雷平**时期是取消派的首领之一。第
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7年俄国二
月革命后，参加孟什维克“统一派”，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持反对态度。主要著作有：《国际工人协会史纲》、《论让·
雅克·卢梭》等。
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理论是马克思晚年思想中一个非常重要而又引起很大争议的问题。“卡夫丁峡谷”理论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还是一个实践问题。在20世纪上半叶，苏联和包括中国在内的一批东方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伴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剧变，这些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退却到资本主义制度。而中国却依然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它进一步解放思想，变革生产关系，把改革开放推进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对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产关系的这些调整或“退却”，我们的解释和理论的论证还不够。解释的模糊和理论论证的匮乏在改革开放初期产生的危害可能并不是很严重，我们可以摸着石头过河；但当改革进入攻坚克难的阶段时，它就会成为改革开放进一步推向纵深的绊脚石。在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的改革已经开始全面进入“深水区”，必须让人们从思想上真正搞清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调整或“退却”的科学性，从而真正做到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把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业进一步推向前进。
一、马克思“卡夫丁峡谷”理论名称的由来
1881年2月16日，俄国女革命家维·伊·查苏利奇写信给马克思，谈到了《资本论》在俄国大受欢迎的情况，很多人对其进行了认真地阅读和研究；而最近以来常听到一种意见，说农村公社是一种腐朽的形式，科学社会主义已经断定这种腐朽形式的必然灭亡。这一观点的持有者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因此您会理解，您对这个问题的意见会使我们感到多大的兴趣，要是您肯定对俄国农村公社可能遭到的各种命运发表自己的观点，要是您肯定对那种认为由于历史必然性，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必须经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阶段的理论阐述自己的看法，那么您会给我们多大的帮助啊。”为了回答查苏利奇的问题，马克思从1881年2月到3月写了复信的三份草稿，较为详尽地阐述了他对俄国农村公社的性质和未来历史命运的观点和看法，并借用了“卡夫丁峡谷”的典故。“卡夫丁峡谷”典故出自古罗马史。公元前321年，萨姆尼特人在古罗马卡夫丁城附近的卡夫丁峡谷击败了罗马军队，并迫使罗马战俘从峡谷中用长矛架起的形似城门的“牛辘”下通过，这在当时被认为是最大的羞辱。后来，人们就以“卡夫丁峡谷”来比喻灾难性的历史经历，并引申为人们在谋求发展时所遇到的极大的困难和挑战。马克思在1881年《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初稿》中引用了这一典故以说明俄国可能“跨越”资本主义从而避免其带来的各种灾难，马克思“卡夫丁峡谷”理论因此得名。当然马克思“卡夫丁峡谷”理论并不仅仅局限于复信和草稿，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二、马克思“卡夫丁峡谷”理论的主要内容
1、人类社会发展道路是多线性的而不是单线性的
1877年11月，马克思在给俄国《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中，针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对其理论的歪曲时指出，“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这表明马克思反对将他在针对西方社会提出的社会发展道路理论教条地运用于一切国家。因为社会是一个大的系统，社会运动形式极为复杂，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存在的社会条件各不相同，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方式和结果也不一样。即使相同的历史环境、相同的经济基础，“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事实，自然条件，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正是基于此，马克思才说，“一切历史结局都确定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极为相似的事情在不同历史环境中出现都会引起完全不同的结果，更何况俄国与西欧各国有着截然不同的社会形态。所以，马克思在1881年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中指出，“我明确地把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道路在西方具有一定普遍性，但它并非适合于任何国家。东方国家内部特殊的生产方式和国情决定了这些国家不可能照搬西方社会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
2、农村公社的二重性特征是可能“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内因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告诉我们：内因是事物发生变化的根本性因素，内因决定外因，外因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决定俄国农村公社能否“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根本原因在于俄国农村公社本身的性质，即俄国农村公社所特有的二重性特征公有性质和私有性质。
一方面，公社土地公有制具有集体占有的自然基础，创造了以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合作劳动的现成物质条件。另一方面，公社已经发展出来的个人占有性逐渐成为公社结构的对立因素。农村公社的两重性决定了它的发展道路具有两种可能，即其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战胜公有制因素的可能或者相反，其公有制因素战胜私有制因素，直接把整个社会带入到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指出，东方农村公社选择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取决于它所处的具体的社会历程环境。
3、“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条件是必须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优秀成果
马克思指出：“俄国为了采用机器、轮船、铁路等等，难道一定要像西方那样，先经过一段很长的机器生产发展的孕育期吗?同时也请他们给我说明：他们怎么能够把西方需要几个世纪的发展才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信用公司等等一下子就在自己这里建立起来呢？”因为俄国农村公社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能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成果。俄国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它也不像东印度那样，是外国征服者的猎物”。“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并存，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就用到公社中来。”在马克思看来，能否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优秀成果是俄国农村公社能否“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非常重要的因素。因为当时俄国农村公社和落后的国内社会发展状况还不足以完成“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历史重任，必须借助吸收资本主义已经取得的一切优秀成果来帮助自己发展社会生产力，从而为“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奠定雄厚的物质经济基础。
4、“跨越”“卡夫丁峡谷”需要俄国革命和西欧各国革命的相互支持
马克思认为，俄国农村公社要“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只能通过革命的手段。因为“那些掌握着各种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的人正在尽可能准备把群众推入灾难中”。因此，“要挽救俄国农村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如果俄国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么，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变为使俄国比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压迫下的国家优越的因素。”马克思认为俄国发生革命还不够，还必须得到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持。“假如俄国革命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相互补充的话，那么现实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毫无疑问，在俄国特定的、具体的历史环境下，马克思认为农村公社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但他强调必须以相应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和积极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作为条件。没有这个条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就无从谈起。
三、苏联、东欧等国家对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跨越”和“退却”
刚逝去不久的20世纪发生了两大政治事件影响深远：一是在20世纪的初期，列宁领导俄罗斯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创了历史的新纪元，后来又有一大批欧洲和东方落后国家在苏联的影响下“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走上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二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又纷纷“退却”回到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表面上看，社会主义的一“跨”一“退”好像是相互对立的，似乎是社会主义诞生和衰亡的两个标志。但事实并非如此，苏联、东欧国家的“退却”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退却”，而是苏联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失败。换言之，苏联、东欧国家的“退却”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次拨乱反正。事实上，任何社会制度在其发展过程中都要经历“退却”阶段，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也同样如此，英国、法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都经历了封建主义的复辟，都曾从资本主义“退却”到封建主义阶段。因此，一种社会制度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退却”是正常的，不能把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退却”看作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退却”，这只是社会主义制度在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插曲和波折，社会主义制度必然要继续向前发展和推进。***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就高屋建瓴地指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总趋势包括胜利的必然性和发展的曲折性。“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了锻炼，从中吸取了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方向发展。”
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退却”和“跨越”
1、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有步骤地实行生产关系的“退却”
很多人一提到“退却”就色变，似乎一说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退却”就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但事实上这是一种误解。社会主义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体，如果生产关系的“退却”促进了生产力的极大发展，显示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的优越性，那么社会主义不是“退却”而是进步了。一个社会形态为什么采用这种生产关系而不采用那种生产关系，其归宿点和落脚点都在于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显著特征就在于它创造出比资本主义的更高的生产力。如果对生产关系的认识不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仍然停留在那种非此即彼的、不“进”则“退”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话，那就不可能从根本上理解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做的生产关系的调整。
人类社会的经济形态是从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再到产品经济的依次更替，在商品经济时代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体制，在产品经济时代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马克思所预想的社会主义之所以要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就是因为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产品经济。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是经过资本主义高度发展后的一个更高阶段。但中国的社会主义显然与马克思所预想的社会主义有很大差距，它是“跨越”了资本主义阶段的。这样一来，如果仍然把经过资本主义阶段的马克思所预想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照搬放在没有经过资本主义阶段的中国社会主义身上，那显然是不合时宜的。
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同样社会主义也不可能速成。它有一个萌芽、发展、成熟的过程，与此相对应，也就有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中级阶段、高级阶段等。而在社会主义的不同阶段，其生产关系是不尽相同的，这与资本主义不同阶段的生产关系不完全一致是一样的道理，如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生产关系与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生产关系就不完全一样。正是基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这种辩证关系和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我们才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从社会主义高级形态的生产关系“退却”到社会主义初级形态的生产关系。而这种“退却”已经被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社会主义实践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证明是正确和必要的。
2、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如何“退却”
任何一种社会形态在其建立初期都不可避免要带有前一社会形态的痕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同样不可避免地要打上资本主义的烙印。但因为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资本主义因素的存在不可能改变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所以，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要敢于、善于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优秀成果和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就强调说：“社会主义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社会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判断的标准，是坚持“三个有利于”。
正是在***同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理论指导下，中国的改革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我们在经济体制改革上，不再采用计划经济体制，而是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现在已经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
在所有制改革上，我们从坚持单纯的公有制到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实践证明现行的这种基本经济制度符合中国初级阶段的生产力状况，有利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规律，是适用于一切社会形态和社会形态的一切阶段的普遍规律。我国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水平很低和发展极不平衡的基础之上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既存在一部分高度自动化、机械化的社会化大生产，又存在着大量的社会化程度较低的半自动化、半机械化的生产，甚至还相当地存在着以手工劳动为主的小生产。与生产力的这种较低水平和不平衡性相适应，就应该建立以公有制经济为主导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制度。
在分配制度改革上，我们从坚持单纯的按劳分配到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从强调绝对平均主义到实行以先富带动后富的共同富裕政策。我们开始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既依法保护合法收入，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同时又取缔非法收入和整顿不合理收入。这样就既优化了资源配置，促进了经济发展，同时又较好地保持了社会的稳定。但必须注意的是，当前我国社会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由此导致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也越来越多，从而带来了社会的严重不和谐。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在当前一部分人已经先富起来的情况下，必须调整我国的分配政策，适当向“共富政策”方向倾斜，这是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大步骤。
3、我们用生产关系的自觉“退却”来实现生产力的巨大“跨越”
苏联、东欧等国家的退却是一种历史的倒退，是从社会主义倒退到资本主义。而中国的“退却”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退却有本质的差别，它不涉及社会制度的根本改变，而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的局部调整，即把原来只有到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才能实现的生产关系“退却”到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所建立的是超前的生产关系，这种超前的生产关系与相对落后的生产力发生了矛盾，窒息了生产力的发展，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必须把这种超前的生产关系退却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关系。它不是为退而退，而是以退为进，最终为实现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生产关系奠定基础。
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中国正是在前面所说的有计划、有步骤的生产关系的“退却”中，赢得了生产力的大踏步跨越。中国现在经济发展势头非常好，2003--2008年的年平均增长率在10％左右，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前三，外贸总额位居世界第二，外汇储备接近两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已突破3000美元，这本身就是对中国在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后，自觉地进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退却”从而实现生产力的大步“跨越”式发展的成果的具体体现。马克思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的伟大设想正在中国逐渐变成现实，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理想也必将实现。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 张伟东
参考知识1
查苏利奇（Вера Ивановна Засулич，1849—1919） 俄国
早期社会主义运动女活动家，孟什维克首领之一。生
于封建小贵族家庭。1869年加入民粹派，是“土地和自由
社”成员。曾被捕坐牢2年和3次流亡国外。80年代初与
民粹派决裂并转向马克思主义。1883—1884年，参加创建
“劳动解放社”，是该社最活跃成员之一。曾把马克思和恩
格斯的许多重要著作译成俄文，对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
传播起了推动作用。1900年后，参加《火星报》和《曙光》杂
志编辑部工作。1903年后成为孟什维克首领之一。1905
年返回俄国，斯托雷平**时期是取消派的首领之一。第
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7年俄国二
月革命后，参加孟什维克“统一派”，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持反对态度。主要著作有：《国际工人协会史纲》、《论让·
雅克·卢梭》等。
1877年7月31日，被囚禁的进步大学生波古柳博夫因在彼得堡市长特列波夫面前没有行脱帽礼，竟遭到毒刑拷打。此事在俄罗斯民间引起轩然大波，女青年薇拉·查苏利奇愤慨至极，1878年1月，她只身从外省赶到彼得堡，朝那个臭名昭著的家伙射了一颗子弹。
薇拉当场被捕，后移交有陪审团参加的公开审判。
薇拉给人的印象是聪慧、和善，完全一副柔弱女性的模样，与其后身材高大、手执马刀的宪兵构成了鲜明对比。人们很难将之与“凶手”一词联系起来。
审理开始了。薇拉丝毫没有为自己开脱的意思，而是再次指控特列波夫惨无人道的暴行：“……迫使一个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人再次接受鞭笞和酷刑，这是多么残忍……我觉得，绝不能也不应该让这件事无声无息地过去。我在等待着，可人们都保持缄默，特列波夫依旧有恃无恐地一次又一次滥施淫威。当我看不出有任何其他办法可改变这种状况时，便下定决心宁可牺牲自己，也要向世人证明：绝不能让这个残酷凌辱人类个性的人逍遥法外……举起手来向一个人开枪——这是可怕的，但我意识到，必须这样做！”
法庭辩论异常激烈，被告的辩护律师据理力争，慷慨陈词：“薇拉蓄谋**虽是事实，但她并非出于私心和个人复仇，而是为了保护另一个人的思想和名誉。在她的动机中有一种正直而崇高的热忱。这个柔弱的少女勇敢地举起了自己的手，去制止践踏、凌辱人类尊严的行为，她担负起了整个时代的职责……”
律师的发言震撼了整座审判大厅。最终，陪审团宣告薇拉·查苏利奇无罪。
“必须”——这是对我震动最大的一个词。它蕴涵着怎样惊人的力量和决绝的信念？怎样凛然的血性之光和激烈无声的大义？我久久地思忖、体会着它，抚摩其质地、品性、硬度及光泽……
一件芝麻大的“小事”竟让薇拉这样平常心的少女突然“卓越”了。
她，一个普通的青年，这样做绝非为了不甘寂寞地追求所谓“哗然”——她全部的良知皆出自一个不含垢的生命对事物最天然和纯澈的看法。她只是站在“常识”的立场上恪尽了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义务，且以“人类”的名义去做。可是，在一个灵魂和精神被拧成麻花的时代，恢复常人的常识多么艰难啊，正像鲁迅所言：搬动一张课桌都要流血。
看到生命的同类遭受如此残酷的凌虐，她感觉自己也受到了伤害、受到了侮辱，因为自己也是生命、也是人。疯狗咬的不仅仅是波古柳博夫，而是整个的俄罗斯民间力量，是针对全体“人”的挑衅和侵害，是对俄罗斯青年之血性和尊严的蔑视与不敬。生命是有尊严的，生命的权利和梦想是有整体感和连锁性的，不能因为罪恶暂时没有落到你的身上便暗自庆幸，不能因为老鼠没有窜上你家的炕头便高枕无忧——今天可以是他、是她，明天就可以是你、你们。罪恶蔑视的乃每一个，而非某一个。
是人，就该站出来！任何一个“个人”都必须为人类的名誉和权利做点什么。她必须应对，必须反抗，必须以最果断最坚决最不妥协和最令敌人害怕的方式予以还击……
她最大的珍贵在于：那件事终于有人做了！可怕的死寂终于被冲破！
在这位遭审判的英勇少女身上，我一点也不同意“暴力”这个贴签(既然这个词已被根深蒂固地烙上了耻记)。因为她一点也不粗暴，一点也没有欺凌弱小伤害无辜，她温柔雅致得很，娴美得很。难道不正是由于她内心汹涌着太多的善良、太多的对弱者的同情和怜爱才如此“必须”的吗？她神智明澈得很，心里比谁都看得清楚，看得通透，她已把对手和周围的世界都识穿了——她要证明的是，善良并非孱弱可欺，道义不是逆来顺受，高尚亦非任人宰割……为了不致使神圣的事物蒙羞，为了给世道换一点清洁，拿一条命去拼另一条命是值得的！
况且，薇拉并没有拉上别人去冒这项风险，她寂寂一身，无恃无靠，而且做就做了，一点没有逃走和赖账的意思，一点没有累及别人，干干净净，清清爽爽。多么令人感动的清爽！多么令大家惭愧的一个少女的“献身”！
血性是一种能力，一种罕见的美的才质。有才华和天赋的人并不少见，可稀缺的是敢于怒视敢于疾行冲刺的血的蒸气……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那个宣判。那位可敬的律师和陪审团的委员们。
要知道，这可是发生在19世纪的俄罗斯专制时代，发生在沙皇和市长们的眼皮底下。那种情势下居然有人铤而走险，不计后果地替一个与官方作对又丝毫没有“背景”的弱女子辩护，且辩得那么精彩，那么彻底，那么情深意重、惊心动魄——居然还有那么多吃皇粮的人暗地里将自己的砝码押向与之非亲非故的“被告”一边——伟大的“不可思议”！伟大的道义的胜利！
开始，我几乎不敢相信它是真的，后来便明白了——那位律师，那些陪审员，他们也是“人”，也是“生命”，他们心中也藏着一个小小的“必须”，一记伟大的冲动：无论如何，我必须站在正义的一边，必须对得起这位美丽的姑娘，对得起良心，对得起她无私的英勇和付出；无论如何，要给她和她的亲人一个惊喜，给苦难深重的俄罗斯一个惊喜。
成为一个“人”比什么都重要。那一刹，或许将成为他们人生履历中一个神圣而奇特的瞬间。那瞬间是美妙、优秀、令人感动与回味无穷的，他们竟然和俄罗斯最可敬的心灵贴在一起，成为俄罗斯良知和英勇精神的一部分。
【评论】：事实上中国早期共产运动之的译著绝大部分来源于俄国，也就是说当时中国接触的法国德国的书籍从俄语翻译而来的，那么把这些著作翻译为俄语的查苏里奇无疑是功不可没的。
http://scholar.google.cn/scholar?q=%E4%BC%8A%C2%B7%E6%9F%A5%E8%8B%8F%E5%88%A9%E5%A5%87&hl=zh-CN&btnG=%E6%90%9C%E7%B4%A2&lr=
谷歌学术里面有一些关于她的论文 你可以看看
参考知识B
查苏利奇（Вера Ивановна Засулич，1849—1919） 俄国
早期社会主义运动女活动家，孟什维克首领之一。生
于封建小贵族家庭。1869年加入民粹派，是“土地和自由
社”成员。曾被捕坐牢2年和3次流亡国外。80年代初与
民粹派决裂并转向马克思主义。1883—1884年，参加创建
“劳动解放社”，是该社最活跃成员之一。曾把马克思和恩
格斯的许多重要著作译成俄文，对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
传播起了推动作用。1900年后，参加《火星报》和《曙光》杂
志编辑部工作。1903年后成为孟什维克首领之一。1905
年返回俄国，斯托雷平**时期是取消派的首领之一。第
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7年俄国二
月革命后，参加孟什维克“统一派”，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持反对态度。主要著作有：《国际工人协会史纲》、《论让·
雅克·卢梭》等。
《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
马克思于1881年3月
8日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回信提出一个重要思
想：在某种相应的历史情况下，某些民族是可以走上非资
本主义的发展道路的。这对经济不发达国家的革命实践
具有重大指导意义。1881年2月16日，查苏利奇曾寄信
给马克思，请他谈谈对俄国历史发展的前景，特别是对俄
国农村公社的命运的看法。她说：“最近我们经常可以听
到这样的见解，认为农村公社是一种古老的形式，历史、
科学社会主义，——总之，一切不容争辩的东西，——使
它注定要灭亡。鼓吹这一点的人都自称是你的真正的学
生，‘马克思主义者’”。“因此，…你对这个问题的见解是
多么引起我们的注意，假如你能说明你对我国农村公社
可能的命运的看法和对世界各国由于历史的必然性都应
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的理论的看法，给我们的帮助
会是多么大。”马克思在俄国农村公社问题上作过多年研
究，花费了大量心血，但在回答问题时，态度极其严谨，对
各种情况和可能性都进行了仔细地推敲，先后三易其稿，
才写成这封回信。回信本身很简短，不过千字左右，但是
草稿却写满了20印张的纸。这封回信连同三份草稿提出
以下主要观点：
首先，马克思指出，在《资本论》中关于原始积累那一
章所描述的把一种私有制形式变为另一种私有制形式的
运动，即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转变为以剥削别人
的劳动、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这一运动的“历史
必然性”明显地只限于西欧各国。这就是说，并不是一切
民族不管它们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路的；有
的国家和民族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经过其他途径向前发
展。
接着，马克思具体分析了俄国农村公社的状况及其
可能发展的前途。他指出，在古代和现代的西欧的历史运
动中，农村公社时期是从公有制到私有制、从原生形态到
次生形态（包括建立在奴隶制和农奴制上的一系列社会）
的过渡时期。但这是不是说，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农村公
社都必须遵循这条道路呢。绝对不是的。俄国农村公社具
有不同于较古的类型的公社的某些特征：（1）所有较早的
原始公社都是建立在自己社员的血统亲属关系上的；农
村公社是没有血统关系的自由人的社会联合。（2）公共房
屋和集体住所曾是早先各种形式公社的物质基础之一；
在农村公社中，房屋及其附属物——园地，已经是农民的
私有财产。（3）在较古的公社中，生产是共同进行的，只有
产品才拿来分配；在农村公社中，虽然土地仍归公社所
有，但定期在各个社员之间进行重分，因此每一社员用自
己的力量来耕种分给他的土地，并把产品留归己有。这些
特征构成俄国农村公社内在的两重性，一方面，公有制及
公有制所造成的各种社会关系，使公社基础稳固；同时，
房屋的私有、耕地的小块耕种和产品的私人占有又使个
人获得发展，而这种个人发展和较古的公社的条件是不
相容的。
马克思认为，“农业公社天生的两重性使得它只可能
是下面两种情况之一：或者是私有原则在公社中战胜集
体原则，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卷第450—451页）俄国农村公社的情况非常特殊，在
历史上没有先例。它是一个巨大帝国内农村生活中占统
治地位的组织形式，土地公有制赋予它以集体占有的自
然基础；而它的历史环境，即资本主义和它同时存在，又
给予它以实现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合作劳动的现成物质条
件。因此，它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
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它可以借
使用机器而逐步以联合耕种代替小土地耕种，而俄国农
民所习惯的劳动组合，又特别便于从小土地劳动过渡到
合作劳动。如果它在现在的形式下事先被引导到正常状
态，那它就能直接变成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的出
发点。这就是说，公社有可能直接过渡到人类社会发展必
将趋向的高级形式的公有制，即共产主义社会。另一方
面，公社内部也有使自己毁灭的因素。土地私有制已经通
过房屋及农作园地的私有渗入公社内部，这就可能变成
从那里向公有土地进攻的堡垒。更重要的是小土地劳动，
它是牲畜、货币等动产积累的基础，是私人占有的泉源。
威胁公社生命的还有国家的财政搜括，商人、地主、高利
贷者的剥削。这种外来的压迫使公社内部原来已经产生
的各种利益的斗争更加尖锐，并加速了公社内各种瓦解
因素的发展。马克思指出，以上两种结局都是可能的，但
是，对其中任何一种，显然都必需有完全不同的历史环
境。“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第19卷第435页）
马克思强调，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
他说，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
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末，农村
公社就会很快变为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变为使俄国比
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压迫下的国家优越的因素。一
年以后，马克思在他与恩格斯合写的《***宣言》1882
年俄文版序言中，对这个问题又作了进一步的表述。他们
提出，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
所有制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公共所
有制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
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问题的答复是这样：“假如俄
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相互补充
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公共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
义发展的新起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1
页）
但是，能够挽救农村公社的俄国革命并没有在公社
彻底解体以前到来，在西方地平线上，也看不到爆发无产
阶级革命的征兆。俄国的历史发展依然走上了资本主义
道路。马克思对俄国农村公社的期望虽然没有实现，可
是，正如他在信中指出的：“威胁着俄国公社生命的不是
历史的必然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46
页）后来一系列不发达国家的非资本主义发展，以历史实
践证明：西欧在农民破产基础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并
不适用于一切民族和国家，具有不同条件的民族和国家
完全可以有不同的道路。